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,他就会坐在捷尔任斯基广场11号的隔音会议室里,报告巴黎的情况。他已经想好要说什么了,他会用上积极的口吻,夸赞外派人员的辛劳,挑出几个无关紧要的小毛病,增加可信度,接着循例分析“严峻的形势”,但不要担心,我们在“外面”的朋友正在增加。最后他会得出结论:我们在巴黎的人始终忠诚可靠。
  ——
  那是一场从开始就注定失败的调查,但瓦西里还要等上好几年才会明白这一点。这不是他个人的疏漏,甚至和菲利克无关。瓦西里确实已经隐隐猜出了拼图的轮廓,但在1975年,他手上只有零星几块碎片,互相相隔很远,似乎毫无关联,还不能凑成有效的线索。
  在东柏林,时间已经接近晚上七点。又有人敲响了安德罗索夫上尉办公室的门,这次没等他回应就开了门,一个穿着斯塔西制服的年轻人满头大汗地站在那里,脸色煞白,不知道是因为恐惧还是紧张。瓦西里站起来,心里出奇地平静。
  “上尉。”
  “慢慢说,直接讲最重要的。”
  “墙开了。”
  “什么意思?什么叫开了?”
  “边界被迫开放了,柏林墙所有检查站都开放了,人太多了,守卫们不知道,我不知道——我的意思是,我不明白新闻发布会为什么会那样说,沙博夫斯基同志说立即生效(*注1)——”
  “什么立即生效?”
  “沙博夫斯基同志刚刚对媒体说,东西德边境立即开放。我们拿到的稿子不是这样的,我不明白……”
  瓦西里已经没有在听了,重重地坐了回去,盯着被木板封上的窗户。那个斯塔西还在说话,像个吓坏了的孩子,“上尉?我们怎么办,上尉?莫斯科会救我们吗?现在算是怎样?我们要做什么?”
  他不知道,全无头绪。瓦西里沉默地绕过办公桌,粗暴地把斯塔西推到一边。这层楼只有一个房间有电视机,第十司的战情室。瓦西里闯进去的时候里面已经有人了,一张张灰暗沮丧的脸,都对着电视,西德电视台正在直播柏林墙,人群涌过查理检查站,像潮水一般泻入西柏林。西德人也都赶来了,等在路边,为这些终于逃出牢笼的鸟儿递上啤酒和香槟。陌生的人们拥抱,歌唱,大笑,很快就分不清谁是西德人,谁是东德人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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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瓦西里看不下去了,回到走廊上,漫无目的地在楼梯上走了几步,坐了下来,靠着冷冰冰的铁栏杆。莫斯科肯定也在密切关注他刚才看到的东西,他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回去,会不会被狂怒的总部当成替罪羊当众吊死。这个地方对他来说还安全吗?是不是该把制服和肩章扔掉?
  这一阵恐慌很快就过去了。瓦西里深呼吸了两次,重新拉住了情绪的缰绳。他从不轻易害怕,不是因为他勇敢,而是因为惊慌没有用,不能帮他活下来。他又感觉到了外套内袋里的那封信,因为坐姿的缘故,信封边角刚好戳到胸口。瓦西里把信掏出来,草草撕开,现在已经没什么所谓了,菲利克的信不可能把事态变得更糟,毕竟,柏林已经完了。
  注1:
  11月9日晚,东德召开发布会,原本是要宣布边境次日开放,允许东德人前往西德,但发言稿几小时前才刚修改完毕,发言人君特·沙博夫斯基并不知道新法规什么时候实施,根据措辞推测是当天实施,于是就这么公布了,导致当晚大量东德居民涌往检查站,边防军完全被淹没,紧张之下彻底打开了所有检查站,柏林墙自此再无意义,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逐渐被拆除。


第22章
  “瓦西里。”彼得说,好像在祷告,“他叫瓦西里。”
  “英雄的名字。”布兰登靠在沙发上,腿搭上茶几,“姓什么?”
  彼得脱下外套,挂到衣帽架上,没有回答。他走到落地窗边,凑近玻璃去看小院子里蓬乱然而生机勃勃的植物。他很喜欢这个小房间,这是布兰登专门挑来和他碰头的安全地点,在一家卖画材的小店后面,离使馆走路十二分钟,从他的住处过来则需要十九分钟,走快点就是十七分钟。院子对面是一个三层楼的剧场,要是被人跟踪了,他还能迅速从植物之间穿过去,躲进剧院,假装自己一直在里面看午场话剧。每次来见布兰登,菲利克的口袋里都塞着戏票。
  这个房间陈设简单,不过还留着上一个住户的不少物品,以至于彼得每次走进来都有种误闯私宅的难为情。长沙发靠窗的那一端凹陷下去,抱枕套明显是手工缝制的,也许上一位住客是个热爱刺绣的老太太。小厨房里挂着明黄色的烤箱手套和绣着野兔的棕色茶巾。布兰登总是给他准备茶和巧克力饼干,好像彼得不是双面间谍,而是出去踢了一下午足球的麻烦小孩。今天也不例外。
  “你们没有白兰地吗?”
  “我以为你不喝酒。”
  “不介意在茶里加一点。”
  “下次我会带一瓶过来的。”
  “谢谢。”
  “你的瓦西里。”布兰登拍了拍坐垫,邀请他坐下,但彼得留在窗边没动,只是转过身,背靠着墙壁,“你有两天晚上都去见他,为什么?”
  “有什么必要派人跟踪我?”
  “我们跟踪所有苏联外交人员,如果只放过你一个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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